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

两宋时期，峡州、江陵府、岳州、复州、鄂州，汉阳军、兴国军、黄州、蕲州、江州分列长江中游两岸，这一地区连接南北，贯通东西，是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本文探讨其商业贸易的发展状况及特色。

一、商业都市繁荣

长江中游沿岸地区交通运输条件优越，是宋代重要的商业贸易区域。宋代著名学者杨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据九达之衢，舟车之会，四方百物，盖衔尾结辙而至。明玑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为不乏矣。有人于此持千金之资，坐市区，售奇货，宜无不获也。”杨时这段话概括说明了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物资丰富、市场兴旺、商贸繁荣的景象。两宋时期，这一地区的江陵岳州、鄂州、江州等商业都市迎来了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鄂州在唐代尤其是中唐之后的发展已很引人注目，入宋之后发展更快。南宋戴复古作《鄂州南楼》诗云：“江渚鳞差十万家，准楚荆湖都会。吧淳熙四年十一月，鄂州南市发生火灾，焚烧一千多家。淳熙十二年十月，鄂州大火，一万多家被焚。绍熙三年十二月，鄂州火灾，焚烧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荡然无存。嘉泰四年，鄂州南市火灾，焚烧民居五百余家。不幸的火灾从一个侧面说明鄂州的发展规模比前代有较大扩展，“江渚鳞差十万家”不为虚言。

鄠州作为当时长江中游沿岸最大的城市之一，已经显现出商业大都市的气势。陆游于乾道六年路过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鄂州在唐代即为商业重镇，如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也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他从鄂州江堤回到船上，述其所见，“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从陆游的记述中，不难看出宋代鄂州商业贸易的盛况。7年之后，范成大见到的鄂州比陆游所见更盛：

“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闸甚盛，列市如栉，酒圹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他登上黄鹤山南楼，只见南市紧临其下，“邑屋鳞差”。护送范成大至鄠的蜀兵返川之前纷纷到鄂州市场上贸易货物，“蜀兵远送者，封桩裹粮之具，至此当尽数贸易，非三日不可了”。鄂州市场以南市最为繁华，店铺林立，酒楼壮观豪华。南市的货物吞吐量相当大，各地转运来的货物，不论多少，都能很快销售一空。南市人口众多，不少是外地来鄂作生意的人。大街小巷里到处可以看到憧憧如织的商人。市民房舍密集，所以发生火灾的时候，动辄焚烧千百家。

除南市以外，鄂州州城其他地方也很繁荣。陆游登临南楼，“下阚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鄂州的夜市很有特色，陆游在鄂州“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范成大《鄂州南楼》诗云：“烛光灯火三更市，摇落旌旗万里舟。"可见鄂州夜晚市肆仍很热闹，靠岸停泊的船只也很多。

范成大经过鄠州那年的秋天及其以后，受火灾和抗金、抗蒙战争的影响，鄂州作为商业都市的地位有所衰落。不过，这种衰落是相对的。商业贸易在南宋末年的鄠州，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元初政治家郝经《青山矶市》诗云：“渡江不杀降，百姓皆按堵。举罗到武昌，相望两舍许。井邑联亘长，横斜缠水浒。青山一聚落，中道势幽阻。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在郝经的笔下，鄂州聚集有川蜀、江浙地区的不少商人，井邑，集市，聚落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这与南宋中期陆游、范成大在鄂州城看到的盛况不相上下。

江陵是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另一商业大都市，北宋十分繁荣，一度超过鄂州。南宋时期落在了鄂州的后面。苏轼笔下的江陵，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南来北往的商贾都在此交易货物，“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陵位居冲要，“即西川、江南、广南都会也”。宋初以此为基地或跳板，先后平定南方诸国，随后给予一些诸如减免租税之类的优惠政策，促进江陵及其周围地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从此，江陵的商业贸易尤其是中转贸易蓬勃发展起来。江陵城南的沙市聚集了不少商人，来来往往，十分喧闹。“沙头烟漠漠，来往厌喧卑。野市分獐闹，官船过渡迟”。北宋后期曾在江陵居住过的著名学者胡寅后来回忆当年的景况时写道：“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舶胪。"把胡寅和苏轼关于江陵商贸状况的描述对照起来看，江陵足以与当时其他商业都市一比高下。它和南宋的鄂州一样，是当时全国少有的称得上繁荣的商业都市之一。

北宋末年，江陵的繁荣局面毁于兵祸。宋朝南渡后，江陵的战略地位上升，官府采取各种措施恢复江陵的经济，“四招流民，重立坊市”。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程，江陵的经济状况渐渐恢复了昔日的景象。号称舟车之会的沙市，“大商辐凑，居民比栉”。陆游说：“沙头巷陌三千家”。淳熙七年二月，沙市发生大火，焚烧民居数千家。

当时，高夔任江陵帅守。他针对沙市商户众多，房屋密集，容易发生火灾的特点，下令“按大巷，通水道”，对沙市的市井环境进行整顿。南宋后期，长江中游沿岸一带兵连祸接，江陵的商业贸易再度受到抑制。元兵攻占江陵之初“政无纲纪，士卒纵横，剽夺商贩，城门昼闭，灯火严禁，民心惊疑，生意萧索”。其后廉希宪奉命镇守江陵，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江陵的商业贸易又逐渐复苏。

二、镇市发展迅速

城市以外广大地区的商业交换，往往依托散布乡间的镇市。镇大多设在交通要道上，开始具有军事性质，然后逐渐有了井邑民居。为了满足居民及镇戍士兵消费的需要，小商品市场应运而生。另外，东晋南朝以后，还有一种叫做草市或虚市的小商品市场也在不断成长。镇市在宋代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构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一道独特风景。

长江中游沿岸是镇市兴起最早的地区之一，入宋之后更是大量崛起。据《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长江中游沿岸地区镇的分布情况如下：峡州镇，江陵府16镇，岳州4镇，复州6镇，鄂州2镇，汉阳军3镇，黄州14镇，蕲州5镇，兴国军12镇，江州4镇。这些镇绝大多数是一直存在的，只有少数镇有兴废、升降的变化。

北宋时期，全国镇发展到多个，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约有6个，数量是相当多的。宋代设镇的标准是人口和税收，“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由此而论，长江中游地区镇的发展已达到-定水平。有的镇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商税额甚至超过管辖它的州城。熙宁十年，江陵府城的商税额为贯多，而沙市为贯多；蕲州城税额为贯多，而薪口镇为贯多。随着镇商品交换的发展，定居人口越来越多，有些镇逐渐上升为县，如汉川镇、玉沙镇，枝江镇、建宁镇、通城镇、白羊镇等都曾一度改置为县。

长江中游沿岸地区镇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江陵、鄂州、江州等地经济较为发达，能够提供较为丰富的剩余产品，聚集的人口相对多一些，小商品市场容易形成规模，也较为活跃，镇相应就多一些。峡州一带，土地贫瘠，经济水平低下，人口偏少，小商品市场很难发育起来，充其量不过是当地土特产品的简单交换而已。项安世有诗云：“峡内居人种石田，种成卜瓠待江船。船头老妪悲声甚，只博茶盐不博钱。”这种交换的层次较低，所以这一带商税额普遍不高，镇的数量很少。

草市起初只是乡村的一个道店或城郭的一个坊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聚散交换能力。这种场合的商品交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或间日或三数日集中贸易一次。有的买卖完毕，各自归家，集市无居民；有的逐渐有人在附近定居下来，开一些小酒店、邸舍、药肆之类的固定店铺。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像这样的小商品市场很多。

三、民间贸易活跃

长江中游沿岸地区民间商业活动比较活跃。有开茶肆酒楼的：鄂州南市上有不少茶店，有的茶店还雇佣仆人从事服务劳动。“廛市细民"彭先就是一个茶店的雇仆，他的主人开的这个茶店至少有二层楼，附近有买酒的。黄州市民李十六，在观风桥下开了个李家茶肆，规模不小，雇仆崔三每月的雇值达到千钱。

从事商业活动的商贩中，不乏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宏大的豪商富贾。鄂州的武邦宁，“起大肆，货缴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有的大商人经商致富后，求田问舍，到他乡置办产业。南宋时期，黄州黄冈县人蔡廷玉，以“懋迁嵯石为资生计，几四十春”，“虽不复家山之旧，幸粗置田园于天岳之邦。”这些大商小贩活跃在城乡市场，沟通了各地间市场的联系，满足了人们的消费需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经营所出现的雇工，社会地位虽很低下，但与雇主的关系已经成为货币关系，这意味着雇工对雇主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削弱。

长江中游两岸粮食生产发达，米斛贸易相当活跃。孝宗乾道年间，各地官府奉命收伞粮食，供应急需。身为临湘县令的王炎拒绝执行。他列举了几条理由，说明不能收伞的原因。其中说道：“商贾米船溯江而上，则聚于鄂渚；沿江而下，则先经由华容、巴陵。本县所来者，不过通城步担而已……江西玉沙之民方脱水患，收取鱼鲜，道临湘、蒲坼之境，以易通城之米。”

这段文字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长江中游沿岸是商贾米船的聚散地，鄂州、岳州是其重要的聚散中心。春二，通城的米斛贸易超越县境，有步担到临湘县出售的，有江西人用鱼鲜来交换的。王炎还谈到他以前当崇阳县主薄时，曾经“摄曹职于武昌”，奉命收余20万斛米，不到个月就办妥了“盖以舟车商贾之聚故也”。这说明鄂州一带的米斛贸易十分活跃。

遇上好的年成，商贩纷纷来到长江中游沿岸地区收购米斛，以致造成与官府争余米斛、抬高米价的局面。宁宗初年，准、浙地区饥荒，长江中游两岸粮食获得丰收，朝廷下令在这些地区和余粮米。一时之间，不仅商贾竞起趋利，而且“江淮、两浙帅仓以至总司戎帅皆散遣官吏，多赍钱物，四处收余，其所差人争先趋办，迭增价值，以相倾夺”。这种状况，长江中游沿岸尤其严重。

据时任江陵知府、荆湖北路安抚使的彭龟年说，商人以及其他州县以官府的名义到长江中游一带余米，出价甚高，“诸路监司帅臣在湖北余米甚多，其余米之价比之本府和余每石率多一贯以上，故其交易比和莱尤易”。当时江陵府和余米价为每石一贯五百文，因而百姓都愿意把米卖给商人及外地收余者。遇上歉收的时候，也有商人转贩粮食到长江中游沿岸一带销售。

在民间商业活动中，沿江贸易别具特色。陆游在《入蜀记》中记载他离开鄂州西上，经过金鸡湫时，“袱中有聚落，如小县……居民率以卖链为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长江中游两岸居民利用当地土特产品贸易营生的特点十分突出。鲜是经过腌制的鱼，加工业和商业在这里融为一体。张未在《明道杂志》中记载：

“汉阳、武昌滨江多鱼，土人取江鱼皆剖之，不加盐，暴江岸上，数累千百，虽盛暑为蝇蚰所败，不顾也，候其干，乃以物压作鲔，谓之淡鱼，载往江西卖之，一斤近百钱，饶、信间尤重之。”

稍早于陆游的王十朋也曾沿水路由鄂入川。他的沿途经历为我们认识长江中游沿江贸易提供了极好的素材。王十朋离开鄂州西行，“日啖小鱼虾”。不久，王十朋携带的“鱼肉果蔬之昧俱无，粮也几绝”。这时，江面上有小舟破浪而来，“贾红盐鱼及酢，舟人争买之”。王十朋“也买以荐杯”，并作《买鱼行》诗云：

“江湖千里人影绝，一叶小舟何处来。芦荻花中有渔者，袭笠为衣楫为马，止将烟水作生涯。红曲盐鱼荷裹，舟人争买不论钱。”

经过八叠的时候，又有小舟卖虾，王十朋“试呼渔父买长须”。快要到江陵的时候，他看到沙滩有渔父撒网打鱼，“得编鱼二百余头”，于是作诗云：“渔人生计占沙洲，一网编鱼二百头。鱼未到家人买尽，明朝一网更盈舟。”“鱼未到家人买尽”充分说明乡间小市场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商品购买功能。

江陵盛产橙橘。王十朋经过之时，橙橘正青黄，他花百钱买得16个橘子，“比乡里小差而味酸”，作诗云：“地近荆州见木奴，青黄照眼两三株。百钱买得霜前颗，味带儒酸似老夫。”王十朋还买来了米。所以这天晚上船上特别热闹，“晚来诸卒竞欢呼，粱得香粳一斗余。拾荻为薪煮江水，就船沽酒吃编鱼”沿江上下的人可在中游江岸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地买到粮食、果疏、鱼虾、酒等食品；这种景致正是活跃的民间贸易所带来的。

参考文献：

《事物纪元》

《松手》

《宋代经济史》

《北宋商税“旧额”时间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