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王凌云回忆我的父亲王永瑞

回忆我的父亲王永瑞

文/王凌云

一年前的3月29日,农历润二月初九,天刚蒙蒙亮,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二弟在父亲于凌晨故去!虽然我听得明白,还是追问了句:“是不是还在抢救?”对方回答:“已经不行啦!”一时间我不知所措。分明几天前我们还通过电话,遵照父亲的安排,我同宪曾正准备前去探望,万万没有料到,探亲竟变成了奔丧。

一年过去了,思念中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父亲操劳一生,却安贫乐道。父亲成长在民国时期,战火连连,灾难频仍。读中学时,又逢日军侵华。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那一代青年学子,背井离乡,毅然踏上了长途跋涉的流亡之路。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又遭受疾病和饥饿折磨,生活十分艰难。大学毕业时,适逢日军投降,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本应该是大局稳定,谋得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合家团圆,过上安定的生活,怎奈内战的烽火又从中原大地很快漫延到全国。父亲有家难归,无奈之中,便于年9月在陕西渭南谋得一席教职。第二年春天,母亲带着弟弟和五叔、六叔先后来到渭南。一个人微薄的薪金,要维持五口之家,仅仅只能糊口。

年8月,父亲在内战的阵阵炮火中回到阔别近十年的故乡。在接我去陕西的路途中,历经艰险。这时,加上我的到来,已是六口之家。因为内战,物价飞涨。我记得学校一发薪,大家都赶快去买面粉,否则,今天一袋面粉的钱,第二天,可能只能买回半袋。那时,我们都尚年幼,父母亲的艰辛还不太懂。只记得不满十岁的大弟弟,刚刚穿上一件新衣服便去爬树,回来狠狠地挨了一顿打。

年春夏之交,纷纷谣传八路军要打过来啦。当时,我们住在西安以西的蔡家坡。听大人谈话的意思是,大家固然对八路军不甚了解,但并不十分害怕,只是因为父亲执教的扶轮中学就座落在两个黄土坡之间的夹沟中,比较偏僻,所以,更担优的是土匪乘机抢劫,性命难保。学校大部分教师四处逃难。父亲带领全家往宝鸡一朋友处暂避。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开往宝鸡的火车内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父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勉强挤进车厢,六叔带着我扒在车厢外的顶棚上,这里也已经扒满了逃难的人。火车不堪重负,徐徐前行。

年,应朋友之邀,全家迁往陇东成县。记得我们是乘坐马车过秦岭的。车夫笑我们,长途搬家,居然连锅碗瓢勺都舍不得丢掉。成县小城在群山环绕中,十分幽静。我和大弟弟在小学读书父亲在成县师范任教,生活很安定。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但成县仍是国民党统治区,成县师范学校原来由甘肃省政府发薪,此时,教师的生活便断了来源。时值秋天,几位外地来的老师便结伙到山里买柿子、核桃等,挑到城里来卖;当时,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充斥街市,母亲便日以继夜赶做布鞋卖给他们;同时,还做包子让大弟弟上街去卖,他只有十岁不敢叫卖,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几个月的时光。年末,成县解放。年初,全家回到故乡。父亲在平原省中学即后来的菏泽一中任教,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

天不随人愿,不久,母亲患了重病,全身浮肿。她不但不能持家,连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自理。父亲忙于教书,无暇照料,正在这个家庭困顿不堪时仅比我大两岁的表姐来到我家,挑起了照顾全家人生活的重担。表姐的付出,我们十分感激。父亲一人的工资(初期是以小米计算)维持五口之家已不富裕,母亲病弱的身体没钱调养。她患的是肾炎,这种病严禁吃盐,母只能以辣椒代盐,聊以下饭。当时,吃水要到我们所居住的玉皇庙东街的东头去挑。两三分钱一担的水,舍不得请人挑,父亲忙时,就让大弟弟去挑担水往返近一里路那时他也只有十二、三岁。奶奶知道后非常心疼,怕把孩子压得不长个儿。以后才请人挑水。

年,我和大弟弟分别升入大学和高中。那一年,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错误地开展了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暑假,菏泽一中全体教员集中住在校内搞“运动”,不许回家。我通过道道关卡,在校内我到了父亲,向他报告我考取了北京大学。他自然高兴,但入学的一切费用却爱莫能助。是母亲向亲戚借了30元钱,给我做了几双布鞋,没有添置件新衣服。此后,父母亲为了能使我寒暑假回家,便参加了一个互助会,每月从生活费中挤出4元钱存进去,以作路费。年,我因患肺结核,休学回家。父母亲多次表示,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为我养好病。两位老人节衣缩食,父亲洗脸用的毛巾已破碎不堪,每次擦脸,都要先在手掌上摆好再用，见此情景,奶奶很有意见,自然是她老人家心疼儿子,责怪他太顾及孩子了。

年初,我康复后回到北京大学,这一年暑假,大弟弟也考上了大学。同时供应两个大学生,家中经济上的拮据可想而知。以后,河南、山东、安徽以至全国,出现了大饥荒。家难又遇上了国难。。曾有一段时间,菏泽的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学习河北徐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菏泽一中一度实行供给制。靠父亲工资供养的我们四口人,顿时断了生活来源。我只能向北大校方求助。大弟弟在课余时间去拉地排车,挣点生活费。母亲和二弟怎么过来的,我不清楚。只听父亲多次给我讲起过这样一件事:在中学住校的二弟有一天回家,看到筐子里放着几个馍,回校时便拿走了,父亲发现后,急忙喊住他:“你把馍拿走,你娘吃啥？”

懂事的二弟回来把馍放下,边哭边跑,回学校了。这样的生活,当然不只我们一家,那是一次灾难。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姐弟二人相继毕业,有了工作,父母一下子卸下了两付担子,经济上轻松了许多,生活也逐渐有所好转。尽管如此,二位老人依然十分节俭,一切都很知足。

为了抚育我们姐弟三人,老人所付出的艰辛和对我们的关爱,当时我们并不十分理解,总认为这些都是应该的。后来,我们先后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们便在各自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想为二位老人尽点孝心,为他们添置点衣物,他们总是百般推托,总认为用不着。父亲在八十岁高龄时,出门还骑自行车,我们都很不放心,后来改骑三轮车。近两三年,经我们再三说服,出门才肯花钱坐人力车或出租汽车。

老人们最大的心愿是儿女常回家看看。儿孙绕膝,胜于甘饴。怎奈我们都有工作,不能如愿。特别是我,远居北京,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我们全家陪他回菏泽,看望姥爷、姥姥。大舅、二舅亲自到兖州火车站迎接。我们三家人齐集菏泽,可谓盛况空前,二位老人非常高兴。母亲眼巴巴盼望我早日退休,能在她身边多住几天。可是,没有等到这一天,母亲便与世长辞了。我把对母亲的歉疚,尽可能的在父亲身边补偿。在生活上、精神上尽量使他满意,得以安度晚年。如今,父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子欲养,而亲不在”,怎能不令人痛心。

父亲一生耿直、正派,不媚权势。他对弄虚作假、说假话,深恶痛绝。时常向我说起,某某怎样作假,得到了什么待遇;有人善于钻营、损人利己,他也很看不惯。对人对事,总是一是一,二是二。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我在菏泽一中读高中时,他教我们历史课,并兼任一年班主任,对我和同学们一视同仁。多次考试,从没给我透露过一点信息,哪怕是一点点提示。年高考,我报考文科,历史是主科之一,复习功课时父亲没有给我吃过一点“偏饭“,我只好把他的一箱子历史教案搬出来,以帮助自己复习。大弟弟报考菏泽一中初中,张榜前,父亲已经从教导处获知他已被录取,但却没有告诉他。他只得自已去看榜,为此,还被挤掉了只鞋。二弟生不逢时,“文革”期间,赶上知识青年下乡浪潮。在农场一待就是十年。后来,许多人家庭有“后门”的陆续返城。我们家当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父亲却不愿求人。为此,曾多次遭母亲埋怨。直到政府落实政策,二弟才得以返城。父亲说话直来直去,不顾对方身份,不考虑自己得失,因此也曾得罪一些人,他也为此付出过代价。非常可贵的是,对于自己的得失及别人对他如何看待,他都满不在乎。对于子女在学习和上作中取得的一点成绩,他却引以为骄做,津津乐道。

父亲思想开明,对于国事、家事都有自己清醒的见解,不为一时的潮流所左右。关于中日关系,也许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抗日时期的苦难,他多次断言,今日对日本侵华那段历史的宽容,日后必然将酿成更大的民族灾难对于台湾,他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搞“独立”是不能允许的。

父亲从事历史教学多年,退休后,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