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西线战事紧

就在这时，八王之乱中八王之一——赵王司马伦粉墨登场了。

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年），关中发生饥荒和瘟疫。居住在关右地区（今陕西、山西北部）的少数民族率先造反。杀了北地太守张损，打败了冯翊太守欧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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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自晋朝立国，边境地区基本就没有安宁。由于朝廷推行的是士族门阀政治，尽管晋武帝曾经试图让所有人都能享受新政权带来的好处，但其最基本的方针还是首先维护士族豪门的利益，因而他实行的种种政策，都以保障和扩大豪门的政治经济特权为出发点。士族豪门垄断高官显职，广占田地人口，生活穷奢极欲，必然建立在对下层人民的掠夺和压迫之上，因而贫者愈贫，贫到无法再贫下去，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了。而内迁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地相对集中，血缘习俗等相近，组织起来更加方便，往往是一呼百应。因而，他们成为起义兴兵的主力。

仅西北地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就有三次。晋武帝泰始六年（年），居住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境内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费了好大的周折，算是抚平了。在晋武帝新政影响下，太平了几年。

到了晋惠帝元康四年（年），匈奴人又一次叛乱，在领袖郝散带领下，攻打上党，杀了长官。但是这次叛乱只维持了三个月，到了八月，郝散率领部众投降，冯翊都尉把他杀了。

鉴于少数民族发动的起义此起彼伏，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上报朝廷，以警天下。太子洗马是一个官职，相当于太子的秘书长，并不是给太子养马的。

《徙戎论》先是旁征博引，历述先世夷狄，“怪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旧事，又讲东汉马援、魏武帝曹操迁移羌戎于关中的弊害，指出东汉以来的种种迁移政策皆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关中土沃物丰，殷实富足，帝王常以此为都城，“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而且，当时乘其部族衰弊，迁徙这么多戎狄之人于关中，汉族士庶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况随时间推移，繁衍众盛，“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伺隙乘便，辄为横逆”。因此，朝廷应该凭借当今兵威方盛之时，把北地、京兆等地的羌、氐各族，迁移至其原来居住的旧地，“各附本种，返其旧土……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虽然并州胡人（匈奴）、氐、羌等族“天性骁勇，弓马便利”，但大晋一统后这些族属正处于“势穷道尽”状态，“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这些措施得以执行，必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否则，“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最后，江统又明白深刻地指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芥之忧。惠此中国，经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江统虽然忧心国事，却把制定政策的依据本末倒置。他没有把士族豪门对下层的欺压作为主因，反而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向往物华丰美的生活乃人类的天性，当时中原地区富庶，文化先进，自然吸引边地居民的向往。因为靠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比中原地区的农耕生活更要靠老天的眷顾，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房屋，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生长在马背上，或居于大篷车中，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地方，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的地方。他们的财富就是牲畜，而畜牧的增产等等都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大自然对人的制约力更大。

由于这个时代游牧民族大多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找不到确切的记录，但是从如此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来推断，当时在长城以外，也就是四十八厘米降水线的西、北侧，都爆发了灾荒。因为同时代，不仅中原地区，更往西的古印度、罗马帝国境内，都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而当时的中原，无论财富还是文化，无疑都为天下之首。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农耕生活可以更快更稳定的增加财富的积累。岁月的艰辛迫使游牧民族放弃了依水草而徙的习俗，试图和中原地区的人民一道皈依农耕生活。上天没有规定，哪块土地属于哪个民族，上天只规定了，哪个民族、哪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追求美好的生活。

江统却要求把人家这些辗转迁徙而来的少数民族赶出中原，岂不是一种狭隘的谬论？

江统也承认，“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不仅士族压榨他们，庶族也欺负他们。最典型的就是劫掠少数民族的人口到内地贩卖为奴。使人骨肉分离，从此天涯两隔，任谁也是不堪忍受的。贩卖人口是最无耻的犯罪，何况还有经济上的盘剥，而这些盘剥都是公然的、合法的。

被人欺负死是死，铤而走险或许还可以有一条生路，那么除了揭竿而起，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这时候朝廷坐镇西部战区的是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军事。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辈分非常高。但才智却非常平庸，一点不像司马懿的儿子。

早在晋武帝刚刚受禅，就封他为琅琊王。这哥们不知道短了哪根筋，收买给皇宫打工的工匠盗窃御裘。这玩意别管值钱不值钱，既然加了“御”，那就只能是皇帝垄断的。

这事虽然不大，但罪非常大。被人举报后，直接给他办事的散骑常侍刘辑被砍头弃市。司马伦则仗着辈分高，被晋武帝赦免。但是从此司马家的核心圈也没他的一席之地了。

一直到晋惠帝登基，司马伦又长了一辈，被拜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守关中。在镇守期间，司马伦刑赏不公、施政无方的本性暴露无遗，从而激起氐族、羌族的大规模反叛。他都干了些什么，史书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记了这么一笔（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但是这回闹事的这个氐族，咱们得说一说。（羌族以前介绍过）

氐族其实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靠农耕为主。他们自己称是炎帝后裔，自古居于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本来和中原汉人没多少瓜葛，但公元前年，汉武帝开疆拓土，派出中郎将郭昌打平了当时的氐王，置武都郡。被打散的氐民被汉武帝送到更西部的酒泉戍边。另一部分氐民自发迁徙到了更深的山谷中。所以以后的岁月里，西北地区只有羌族在和朝廷硬磕，史书上也没记载氐族的多少事。

一直到三国年间，关陇地区战乱和天灾互相配合，致使人口迅速消亡。这时居于陇、蜀之间大山里的氐民显现了出来。当时人口比较大的有三大部落，一个是兴国氐王阿贵，居兴国城（今甘肃秦安东北），一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居仇池山（今甘肃成县西），一是河池氐王窦茂（今甘肃徽县西北），这三王各有万余落的家底，下辨等地有氐帅雷定等七部，共万余落。等于氐族目前大约共四五万落的户口，二十万人左右。

公元年，兴国氐王阿贵和百顷氐王杨千万跟着马超打曹操。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马超被打的一个人去投奔了刘备。

被打哗啦了的氐人被拆迁到了关中和陇西两个地区。最开始是归“安夷”和“抚夷”二部护军监管，氐族人由于体量小，又是农耕民族，所以地方政权对他们并不像对羌人那样防备的那么紧，安插的地方也和汉民居住地较近，到西晋建国的时候都已经被同化成编户了。

编户齐民意味着和汉人一体交税纳粮，不再服膺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整个魏晋时代，氐民和汉人几乎已经融为了一体。几十年来生活的挺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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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立国后，司马亮、司马骏先后坐镇关中，都督雍凉诸军事。特别是司马骏善于驾驭属下，有很高的声威和恩泽。从晋武帝咸宁二年（年）镇压了鲜卑人的叛乱后，直到年去世，十年间西线无战事。

然后就是司马伦出镇关陇。虽然都是司马懿的儿子，但司马骏和司马伦不是同一个母亲。

司马伦由于自己才智平庸，应付不下来政府行政，所以就非常依靠手下的幕僚孙秀。而孙秀这货非常贪婪、暴虐，怂恿司马伦贸然弄死了少数民族酋长数十人，所以把人家逼反了。

上文所说的那场维持了三个月的起义是由匈奴人郝散率领的。郝散被杀后，他的弟弟郝度元率余部逃出，与羌、氐等部族结盟，重又举起大旗。攻北地（今陕西耀县），杀太守张损，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八月，又破雍州刺史解系，秦、雍等地氐、羌各族纷起响应，举氐帅齐万年为帝，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县西北)。氐帅齐万年史书没有传记，其生平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资治通鉴只是记载了他在这场战争中的事迹。

由于孙秀和解系不和，解系孤军出征，又被民族联军杀败。

于是雍州刺史解系、冯翊太守欧阳建全都往朝廷告状，你不能实在不拿人家少数民族不当人！你得出一个替罪羊来安抚人家！

但是司马伦针锋相对，也上书弹劾解系不听调度。

由于司马伦地位高，朝廷还得给他个台阶，只是召他回京，改任为车骑将军，任命梁王司马肜（rong）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肜是司马伦的八哥。

而解系的弟弟、御史中丞解结，上表请求杀孙秀以向氐、羌人谢罪。张华把这件事告诉了梁王司马肜，让司马肜杀孙秀，司马肜应允了。

恰巧孙秀的朋友辛冉在司马肜驾前任职，替孙秀求情说，氐、羌人是自己起来造反，怎么能说是孙秀的罪过呢？

司马肜和孙秀也没什么过节，乐得做个人情。孙秀因此免去一死。

司马伦回到了洛阳。本来是灰溜溜的，应该等着朝廷治罪。

但是孙秀不愧是赵王驾前第一参谋，他观察了京城的形势后，劝司马伦放下皇家正宗血脉的架子，广散家财，下功夫去结交贾家、郭家。果然买的贾谧、郭彰都替他说好话。有司马家的人主动前来投靠，贾南风非常高兴，早就忘了为什么把他召回京了，反而对他十分宠爱信任，司马伦趁机索求录尚书事的职务，还请求担任尚书令，张华、裴頠很坚决地不同意，因而司马伦、孙秀从此就憎恨张华和裴頠了。

有了司马家最高辈分的拥护，贾南凤更觉得自己可以一手遮天了。怎奈她虽然十五岁进宫，和太医程据、和数不清的美貌少年交媾，就是怀不了身孕。眼看自己一天天变老，尽管性欲不衰，但是对自己的生育能力终究失去了信心。于是，和妹妹贾午合计好了，谎称自己有了身孕，偷偷把贾午生的儿子抱进宫中。有了嫡亲的骨血，那么太子司马遹就非死不可了。